
而紅星新聞記者調查發(fā)現,其實,大量航班因疫情而取消只是影響國產松茸對日出口的一個因素。多位商家都向記者表示:“這幾年松茸出口日本的生意很難做,稍有不慎就可能會虧本?,F在,頂級的國產松茸已經很少再出口到日本了。”
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了最近幾年國產松茸出口日本之路發(fā)生異變?
今年現象:日本市場少中國貨 云南松茸難運出
今年現象:日本市場少中國貨 云南松茸難運出

對于這種說法是否確切,家住東京的日本媒體人土屋幸仁受紅星新聞委托,近日隨機走訪了兩家大型超市和一家蔬菜店。他告訴記者:“跟往年相比,今年的東京好像很難看到中國松茸的影子。”上述三家店里,只有蔬菜店出售中國松茸,價格為每盒1580日元(約合人民幣101元)。其他兩家大型超市里賣的松茸分別產自墨西哥和加拿大。
這家蔬菜店的老板也向土屋表示,今年中國產松茸的進貨量比往年少了很多。他分析原因主要有三點:新冠病毒疫情導致飛機不能每天飛;最近臺風的影響;前幾天,中國山區(qū)(松茸產區(qū))下雪了。
同時,紅星新聞記者實地走訪了位于云南省迪慶州的香格里拉松茸交易市場。這里是目前國內最大的松茸交易市場。在市場內,昆明人趙久恩的松茸出口公司是目前整個云南十多家具有鮮貨松茸出口資質的公司之一。
趙久恩告訴紅星新聞記者,今年該公司的松茸出口量比往年減少了2/3,主要是因為運力不足,松茸出不去。“以前可以發(fā)往曼谷、香港等赴日航班多的地方?,F在泰航停了,香港走不了,只能單一走上海發(fā)往日本。其它航線都沒有了。”
但疫情之外,影響國產松茸對日出口還有更多的因素。
出口生意:日本市場吸引力下滑 高端出口成賠本買賣
在香格里拉松茸圈里,趙久恩有一個人盡皆知的別稱——“趙三級”。當地一位知情人士告訴紅星新聞記者,最開始,日本對中國松茸的進口標準只有A、B、C三個等級。C是等級最差的,又被稱為三級。而在30多年前,趙久恩從昆明來香格里拉做松茸出口貿易的時候,資金并不雄厚,只能從三級做起,因此得名“趙三級”。
趙久恩的公司成立于2004年,注冊資金1058萬元。作為迪慶州農林業(yè)骨干企業(yè),每年都承擔著全州80%以上的鮮松茸出口任務。自2004年以來,年均實現出口創(chuàng)匯700萬美元。

趙久恩在談到鮮貨松茸出口貿易的現狀時坦言:“最近幾年,鮮貨松茸出口不像以前那么好做了。公司的業(yè)績每年都在以百萬美元為單位大幅下滑。到2017年的時候,公司的出口額都還有400萬美元,2018年就只有300萬美元,2019年又降到了200萬美元。今年估計就只有100萬美元。”
趙久恩的一位生意伙伴告訴紅星新聞記者,隨著國內松茸需求的不斷旺盛,日本松茸市場價格的吸引力大不如前。因此同樣是1萬日元(約合人民幣646元)的價格,日本基本上買不到頂級的中國松茸了。
這位人士還透露,現在高端國產松茸出口日本基本上是賠本買賣。因為日本那邊的青果市場(大型水果蔬菜批發(fā)市場)要收取8%的管理費,負責跟青果市場對接的中介公司還要收取至少3%的勞務費,“本來就沒有多少利潤,日方要求又很嚴格,如果遇到一兩次退貨,那絕對要虧本。反倒是做低端鮮貨松茸出口去那邊,還有一些利潤。”
內需旺盛:“全民皆微商”出口商拿貨難

當地一位從事松茸貿易的業(yè)內人士告訴紅星新聞記者,8月份的時候,市場里面到處都是買賣松茸的人。還有不少直播帶貨的人帶著設備在里面一邊直播一邊賣貨。隨著國內松茸需求的不斷旺盛,“今年我在這里感覺到了一股全民皆微商的味道。”
茸微商的不斷出現,讓趙久恩的妹妹感到頭疼。她告訴紅星新聞記者:“這里(位于香格里拉松茸市場的工廠)是做加工出口的,昆明那邊是做鮮貨出口的。我們加工用的是3-5厘米、5-7厘米的那種松茸。以前這種松茸的價格在每公斤100元以內,最貴也就130元左右。今年都漲到了兩三百一公斤了。按照這個價格,根本做不了出口加工。但問題是,現在即便你想做都沒有貨了,微商早就把貨銷出去了。有的做得好的微商,一天能賣幾十公斤這種貨。”
另外一位從事松茸出口生意的業(yè)內人士告訴紅星新聞記者:“以前沒有網絡的時候,大家都只有等著我們去收購,或者在第一時間把采到的新鮮松茸給我們送過來。但現在不一樣了,松茸還在地里,采松茸的人就已經知道市場上的價格了。他們把松茸還在地里的圖片發(fā)朋友圈后,很快就被外地的人預定走了。”
云南松茸出口日本:曾極一時之盛
9月14日,紅星新聞記者在松茸交易市場里見到了已經一頭白發(fā)的劉曉明。在云南省乃至全國松茸對日出口行業(yè)里,早在上世紀80年代初就開始做這一行的劉曉明可以算是元老級的人物。在接受紅星新聞記者采訪時,劉曉明會時不時冒出一些標準的日語單詞。比如,MATSUTAKE(松茸的日語發(fā)音)。
曉明說,1982年,日本企業(yè)開始跟云南省糧油食品進出口公司(以下簡稱“云南糧油”)合作進行松茸貿易。當時他在云南省糧油果蔬2部工作,主要負責跟日本企業(yè)之間的松茸出口貿易。劉曉明說:“當時的日本經濟正處于泡沫期,日本人在全球范圍內瘋狂爆買各種商品。他們有那個經濟實力作為支撐。”

1982年,日本公司開始通過傳真和電話向云南糧油進行了解情況,并介紹了這種野生菌的資料。幾經周折,云南糧油果真在云南省內發(fā)現了大批野生松茸的存在。據劉曉明介紹,當時國家的外貿政策是“誰開發(fā),誰受益”。所以,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云南糧油一直獨家經營著云南松茸的對日出口業(yè)務。
劉曉明介紹說,當時出口日本的第一批松茸實際上是不合格的。因為對方除了要求新鮮度之外,還要求盡量保持其生長原狀,要盡量保持根部的泥土。但許多國家在進口方面對于原產地泥土入境有嚴格限制。后來在中日雙方的共同努力下,日本政府最終特許了中國松茸作為唯一一個可以帶有原產地泥土的商品進入日本。即便到了現在也是如此。
據劉曉明回憶,當時辦公室的傳真機上有三十多家日本松茸貿易公司的聯系方式,后來這些公司都在昆明駐有代表,都集中住在當時的外貿大樓里。另外,云南糧油對面的飯店也住滿了前來訂購松茸的日本商人。這些日本商人每天到云南糧油來的第一件事就是詢問自己公司有沒有打錢過來。
“不管是‘清水貿易’、‘大幸’還是‘朝鮮特產’,只有這些日本公司打的錢到了我們賬上,我們才給他們發(fā)貨。”劉曉明說。
從日本到國內:這邊堵了,那邊仍有路
劉曉明表示,隨著日本泡沫經濟破滅,以及日本的年輕一代不如父輩般重視松茸文化,國產松茸出口日本之路開始變窄。一個最直觀的變化是標準越來越嚴,松茸的等級也由最初的3個變成了6個。

另外,國產松茸出口貿易也產生了巨大的社會效應。據劉曉明透露,過去當地藏族老百姓主要靠賣木材作為經濟來源,后來,“我們把松茸出口貿易做起來了,給當地老百姓拓寬了經濟來源,解決了他們的柴米油鹽問題。”據劉曉明介紹,現在松茸出口也作為扶貧的一個重點項目在做。他說:“最近我問過產地好一點的農戶掙了多少錢。經過我的估算,有些家庭今年起碼掙了二三十萬。”
另外,劉曉明還表示,以趙久恩為代表的一批人通過松茸出口貿易,從個體戶發(fā)展成為了民營企業(yè)家,為帶動當時整個中國經濟的發(fā)展貢獻了一份力量。同時,松茸貿易并沒有停下來,它就像一股水流,雖然這邊堵了,但它會沖出另外一條路來,比如現在國內方興未艾的松茸熱,一定會是又一個新生力量。